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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宗定教，以自肯其大信，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华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者也。

孝也不是唯父母是从，服从父母的权威。其历史层面的内容，可以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它所开启的人类同情心这一基本精神却具有永久价值。

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在正义原则之下进行公平竞争，避免非人道、反人道的因素参与其中，比如把人当作工具去利用，甚至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等等。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首先从父母兄弟开始。仁不仅是一种德，由此构成德性伦理。所谓万物一体，并不是从形体上说。孔子的儒家伦理并不就是责任伦理，但它与责任伦理很相似，且有一致之处。

从形体上说，人与万物虽然一气流通，但毕竟有很大区别，这一点用不着多说。总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学，不仅提倡人类要互相同情、互相理解，而且提倡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有机统一。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

三国时期刘邵认为《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礼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欲为圣贤，必先成人。意思是希望弟子关注社会，关注人心周之史官，擢升而为教主。

汤用彤先生率先注意到了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这正是由道家到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从中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道教史研究必须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这是汤用彤先生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

原因在于他的道教研究成果，除《读〈太平经〉书所见》、《读〈道藏〉札记》等少数专文外，多散见于其佛教、玄学和读书札记（包括大量未刊手稿）等各类著述中，不易彰显，系统梳理总结确有难度。新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证明，承负思想在本土源远流长，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质，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 《太平经》的上述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逐渐为学界所公认。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

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 汉魏时，外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四、《太平经》与老子化胡说的渊源 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

东汉事佛的楚王英、笮融、襄楷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迷信相同。

汤用彤先生发挥其精通梵文的优势，指出汉魏佛经中，意字原当梵文二字：一指心意（末那），一指忆念。《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汉代佛教，养生除欲，以守一修定为方法，以清净无为住寿成道为鹄的。故佛老均藉老子化胡说，会通双方教理。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

（《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107-108页） 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三、《太平经》与道教、佛教的关系 汤用彤先生证明《太平经》为汉代之书，先是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

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已起，王浮作《化胡经》提出此问题，引发佛、道长期争斗。王明教授对汤用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

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凸显出来。（《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太平经》是黄老学演进的产物，为汉代道术支流，而佛教在汉代也完全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

其背景是佛道二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也。现代学界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极夥，但主要仍将佛教与道教分开来论，对二者交互影响之研讨仍未见深入。盖谓祖宗作业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

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汤先生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其可贵之处在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

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而以之与固有道术并重，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双方既渐渐接近，因而有人伪造化胡故事。

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他阅读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饶宗颐，第58-59页） 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守一之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并不断启发后学。

《太平经》之报应，为中土典籍所无，《经》中言之不只一处，疑其亦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王明，1984年：《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化胡现象之产生，汤用彤先生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道教此后的发展，正像汤用彤先生的研究表明的：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

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太平经》因其蕴含的中国本土特有的宗教意识以及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需求，而被道教创始人所推崇。

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经》的研究。汤用彤先生的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如《法句经》所云昼夜守一，心乐定意。

汤用彤先生通过对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家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古籍：《后汉书》，《太平经》，《三洞珠囊》。